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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俗人”李渔
来源:解放日报 | 喻军  2021年04月08日08:22

笠翁李渔是明清之际文人中的“另类”。不过,用“文人”这个词来概括他,不是不可,而是不足。虽然他在诗词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诸方面表现出彩,堪称文学全才,但综合而言,他是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,身兼畅销书作家、家庭戏班班主、书画出版商等多重角色。

其实,搞个体经营,做一名文化商人,非他本愿。李渔祖籍浙江兰溪,因祖父跟随“兰溪帮”去江苏如皋做中药材生意而全家移居如皋。我曾赴如皋考察,那里李渔的遗迹虽然不多,但也并非湮没无存:髫年的李渔家境优渥,“其园亭罗绮甲邑内”,想必能列入当地富豪榜。如皋素有崇文重教之风,长辈们不惜花重金聘请名师为李渔开蒙,稍长送他到当地最好的学宫接受教育。李渔好学,受诸子、经史、诗文熏渍陶染,可谓才学出众。和大多数读书人无别,少年李渔乃以功名之心为初心,以登第仕进为人生志向,他25岁时参加童子试一举成名,作文被当作范文广为传阅。怎奈风雨飘摇、烽火四燃的明末,社会动荡不宁,几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。继29岁乡试落榜,越三年李渔再度杭州赶考,不想行至半途,即被战事所阻,“帆破风无力,船空浪有声。中流徒击楫,何计可澄清?”(《应试中途闻警归》)彷徨失措之下,兰江之上一叶篷舟,载着李渔破碎的梦,掉头折返来时的路。李渔就此与仕途功名别过,却由此开启别样的人生。

李渔的选择,倒没有像顾炎武、黄宗羲、傅山那样取抱持气节、肥遁鸣高的不合作态度,或曰“兼济之志”难图,尚可埋首书堆、从事文学或探赜学问之道;也没有像吴梅村、王铎、钱谦益那样虽怀一腔故国之痛却出于权宜而低眉仕清,而是如其所说“谋有道之生,即是人间大隐”。但他的“有道”有点“离谱”,居然干起了为清高之士所不齿的梨园行当,成天混迹于优伶粉墨之场,奔逐于达官显贵之门,以至于“游荡江湖,人以俳优目之”(《曲海总目提要》)。为求得太平,他作为家庭戏班班主、导演兼编剧,立下了“借三寸枯管,为圣天子粉饰太平;揭一片婆心,效老道人木铎里巷”(《曲部誓词》)的写剧宗旨。什么指陈时弊、高标特立统统不沾,甫一开始,他就意识到规避风险的重要性(不过世事无常,后在“文字狱”的严苛环境下,他的一些著作仍被列为禁书)。他这么做,苦节之士当然是不屑的,也难免被“冬烘先生”们埋汰一番,视之为对世俗功利的趋附和失格。李渔想必也做好了精神准备,有一次他去北京,特意在门楣贴上“贱者居”(演艺乃当年贱业也)三个字,透出一股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随性,其实,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嘲?

李渔的戏班,含家庭成员拢共40余口,日常所需不啻一笔庞大的开支。他曾说:“渔无半亩之田,而有数十口之家,砚田笔耒,止靠一人。”为维持开销,他还卖文糊口,他的许多楹联可谓当年应时应景、赚个仨瓜俩枣之明证。他这个“董事长”兼“总经理”很不好当,试想,如果戏班的营生依托于低端演出市场,根本养不活这批艺人,所以,只能寄希望于高端商演市场。如此,就免不了拜码头、攀豪门、广结交这般的浮华交会,且为弥补本地市场的日趋饱和,李渔还得在市场辐射面和营销策略上下功夫。于是,多少个日月晨昏,寒来暑往,他带着戏班子“负笈四方”,风餐露宿。什么晋冀鲁豫、陕甘苏皖、闽赣鄂粤,都曾飘荡过李家班袅袅的声韵,也见证过李家班负重前行的身影。说李渔放弃读书人的志节而趋利钻营、堕入庸俗的人,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。比如同为明末清初戏曲家、小说家的袁于令,就曾攻击李渔“善逢迎”“其行甚秽”“真士林所不齿也”,其实呢,他自己不过是个早早降清、曾为苏州士绅代写降表之类的角色。

戏班只是李渔的谋生手段之一。如果他只是个班主,就不会成为今人津津乐道的李渔了。才子李渔,还堪称清初最成功的畅销书作家。虽然他的作品被正统派看作“科诨

谑浪,纯乎市井,风雅之气,扫地尽矣”,但从市场效应上讲,可谓“并世盛传”。他的作品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?不妨举例:他的《凰求凤》,脱稿没多久,三千里外的山西平阳就开始流传了;他的《风筝误》,一度竟达到“刻本无地无之”的境地。除了戏剧,他其他门类的著作也大受欢迎,“最脍炙人口者,如诗文之《一家言》,诗余之《耐歌词》,读史之《论古》,闲情之《偶寄》,皆不傍前人之一篱,不拾名流之一唾”。今天的图书市场,不少作家因盗版而利益受损,烦恼不已,而当年李渔著作被“翻版侵权”的“盛况”,可谓不逊今人。他移居江宁(南京)后,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之所以搬家,只因“翻版者多,故违安土重迁之戒,以作移民就食之图。不意新刻甫出,吴门贪贾,即萌觊觎之心”。虽然他也托人“出示禁止”,但盗版之猖獗,始终难以解决,以至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《闲情偶寄》出版时,李渔无奈之下,竟贴出“誓当决一死战”的维权布告。这从一个侧面,反映出他的著作是多么热销,乃“不法书商”的一株摇钱树。

李渔的独特,在于通俗和博雅集于一身。他的戏剧,自有一种江湖戏班所不具的文人气息,一方面,要适当迎合受众的欣赏趣味,这是票房的保证;另一方面,却不失含蕴其中的艺术性,真正做到了通俗而不低俗。由于李渔对戏剧十分在行,甚至可以亲自指导演员的一招一式、一字一音,凡他编写的戏剧,皆有相当的票房号召力。他一手打造出来的戏班,堪称当时的明星阵容和一流水准。

李渔以小说、戏剧名世,被誉为清代戏剧之王。至于他的诗,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评其“有足采者”;现代李渔研究专家孙楷第则认为“颇有稳谐之作”。李渔今存世诗作1100余首,最有文学价值的,是写于明清之际那些感怀悲世、立足史实的作品,具安史之乱中杜甫“诗史”之遗风。他在《甲申纪乱》中吟到:“昔见杜甫诗,多纪乱离事。感愤杂悲凄,令人减幽思。”故时人对此有“深得杜理”“沉着有气力,少陵能事”“悲愤苍凉,似少陵天宝归来诸作”等赞语。可以这么讲,在流派纷呈的明清诗坛,李渔的诗虽非大热门,但凭借这部分创作,被认为是一名优秀诗人,则他当之无愧。

李渔的丰赡,还包括他与绘画、园林的因缘。提及《芥子园画谱》,学中国画的人几无不知,近现代大师黄宾虹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傅抱石、陆俨少等,都曾把《芥子园画谱》作为初学范本。清康熙元年(1662年),51岁的李渔举家从杭州迁居南京,先寓金陵闸,后亲自设计营建私宅芥子园(他的建筑设计作品还包括杭州层园、北京定武门内的惠园、牛排子胡同的半亩园、新街口棍贝子府花园等),并入住近20年。其间,他出资支持女婿沈心友及王氏三兄弟(王概、王蓍、王臬)编绘画谱,成书时以自家园名“芥子园”命之。作为编撰者和出版商,《芥子园画谱》的成功营销及流布深广,足证李渔出众的商业眼光以及对于中国画的普及、启蒙教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至于他最为得意的《闲情偶寄》,当然可以归为承续明人“性灵小品”一类的文字。当时,文章家重弹“原本六经,根极理道”的旧调,轻视晚明小品文的文学价值。李渔以讲述词曲、居室、饮食、衣冠、养生、器玩、园林、种植等为内容的这本《闲情偶寄》,虽然和公安派“三袁”及竟陵诸家相比,确实多了一些市井气,被腐儒们诟病为“不为经国之大业,而为破道之小言”(引余怀《闲情偶寄》(序)中之转述),其实呢,他们并没有认识到“中国散文之文学价值,主要正在小品文”(钱穆《中国文学讲演集》),视之为“小道”者,乃误判了这种内在价值。当然,不可否认的是,历史上很多格高调奇的好散文,都是引人“超然于物外”,而李渔这本寓庄论于闲情、调动大半生的阅历和学识所写成的“闲书”,我以为是关于生活美学和美育的名著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在“凡例”中自称:“不佞半世操觚,不攘他人一字”,对文学创新及精神独立,可谓看重。我数度品读此书,深以为乃是一部内容充实、腹笥渊博、力戒陈言的好书。林语堂对此书的评价是“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”(《吾国与吾民》)。

不可否认,李渔的大部分著作基本上都有商业利益的驱动,但以他的学养根底和创作实力,至少坚守住了审美的品位,而不至于堕入随人俯仰、丧失自我的境地。他阅历广博、人情练达,在商界多年的摸爬滚打,使之成为优秀的文化项目策划师和多擅兼能的市场宠儿。

可以说,李渔当年的我行我素,是对正经“话语系统”的反叛和超越。不是说我“俗”吗?那我就立足于世俗来展现不凡,张扬乐趣;不是说我堕入梨园行吗?那我除了写戏、写小说,还撰编《笠翁诗韵》《资治新书》《古今尺牍大全》《古今史略》《四六初征》《千古奇闻》等多层面的学术著作,来表现我的跨界能力和学养襟抱。偶尔也不妨写诗自嘲:“山水有灵应笑我,老来颜面厚于初。”(《严陵纪事》)这语气,丝毫没有悔意,反倒显出一种内在的洒脱和姿态的放下。

在李渔那里,雅俗之间是彼此交融。因应时势,择一谋饭的行当,时不时再玩上一把职业转型,就完成了与世俗社会的自我应变和精神重塑。这,难道就是当年的“道学家们”可以斥责、贬损李渔的依据?其实,文学史和戏剧史已经告诉我们,他当年颇受争议的戏剧和小说,足以构成他创作生涯中最为峻拔的两座山峰,他个人亦被公认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。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忽略他是戏班班主、书画出版商、园林设计师等附加身份,却不能不以剧作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、史学家、戏剧理论家、美学家和博物家的定位来面对李渔、欣赏李渔、赞叹李渔乃至追慕李渔。

不由想起东晋葛洪《抱朴子》里的一句话:“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,俗有欢哗之毁而未必恶也。”试问,李渔何俗之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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